雷鼎嗚教授再次為高鐵算賬，亦一如既往認為高鐵回報正面：「1179億元，比844億元的投資成本高出335億元。」*

335億看似很多，但其實這數字對各項會影響高鐵使用量的因素很敏感。這種「信封背」（back-of-the-envelope）的計算很簡單，基本上就是：回報 = 時間價值 x 節省時間 x 使用人數。我對時間價值沒異議，但在節省時間方面不少試坐過深圳段的人已經指出，高鐵站離各市中心甚遠，中短期內可節省的時間甚少。使用人數問題就更大：以西部通道為例，政府原預期2011的使用率為46100架次，但實際上只有17680架次，落差超過六成。

即使我高估時間價值至1.5倍，若高鐵時間節省只有原來估算的一半（20分鐘，以實際經驗來看也許已高估了），使用率只有估算的八成，那總計下來：1179億 * 1.5 * 0.5 * 0.8 = 707.4億，蝕近140億！

我想說的重點是，這樣的估算有著相當高不確定性，數字稍有偏差就會轉盈為虧。這也就說明高鐵是一項風險頗高的投資。高鐵轉商場當然是不切實際—說到不切實際，還有人記得我提出的直線粒子撞擊器建議嗎？—但我們應坦然承認，高鐵回不了本的機會相當高。

人總是不願向歷史學習：見眼前敵人有機可乘，以為可以一網打盡，殊不知只引出了更難纏的問題。美國當年雄心壯志，攻阿富汗剿塔利班，襲伊拉克除候賽因，炸利比亞滅卡達非。好了，目標全滅，但十年過去，以上各國比以前更亂，還冒出了一個更兇殘的伊斯蘭國。現在美國人終於學精了，不再妄想可以一舉消滅所有敵對勢力。

不認同暴力，想香港穩定的人，應該明白現時必須全力保存傳統民主派。繼續親疏有別，繼續相信是民主派荼毒青少年，只會令激進力量繼續抬頭。當然，現屆政府是否想香港穩定是個疑問，正如當年和布殊政府關係密切的美國企業，在戰後重建中大大獲利，地區穩定完全是次要考慮。但聲言政治中立的你，是會用選票保存協商基礎，還是會親手將香港推向暴力的懷抱？

• 我個人認為建制贏最有可能。特別當「管理員」越來越多，戒嚴出現並非不可能。依個情況下大家主要失去嘅係荷包嘅控制權，以千億計嘅中港融合開支陸續有來。香港繼續沈淪，但爛船都有三斤釘，對老一輩來講，係佢地生命嘅剩餘日子其實亦無乜損失，所以佢地應該普遍期望依個局面。
• 第二個可能，係兩方僵持。呢個情況最麻煩，出街好日被搜身，衰日就血光之災。依個情況下大家一係離港而去，一係參考一眾荷理活末世片早作準備。
• 第三個可能，示威者打贏。老實除非中國變天，否則依個情況無可能出現。變天可能雖然極小，但由上年年尾開始可能性的確係大咗。

如果大家想重溫戴蒙的退保機制講座，現在有得睇啦！
The video recording of Peter Diamond’s lecture on pension design is now online!

http://www.cpr.cuhk.edu.hk/cutv/detail/689?lang=en

也談談系會的問題。從老師的角度觀察，不論是dem beat還是經費籌募，自四年制開展以來一眾系會其實很明顯頹了不少。當中以崇基系會尤甚：由數年前獨力舉辦財政預算案論壇，到今年連dem beat都無影，實在教人唏噓不已。

學制改變是不能忽視的原因：除了多了五間細書院，其實學系在三改四時還撥了近四分之一的學位于社會科學院新開設的「社會科學課程」。一來一回，每間大書院的新生人數只有以前的六成左右，成莊難了很多，幾乎要全民皆兵才成。而新書院人數不足以自成一莊，應如何自處亦沒有清晰答案。

我個人的看法是同學們的確需要坐下來選出一個改變的方向，因為由新生全權負責一大soc四細soc的模式將來大有可能維持不下去。雖然社會科學院現時並無計劃增加「社會科學課程」的人數，但難保將來不會，因為國際潮流傾向新生應接受博雅教育—科大和城大就是藉三改四的機會由學系收生變為學院收生的。假若中大有一天也作出同樣的改制，現時的組莊制度將無以為繼。

可以考慮的問題其實不少，例如：

• 是否必須產生書院系會以負責每個書院的活動，特別是photo day？有沒有方法可以共用人力？
• 系主任杯是否必須以書院作為參賽單位？系主任杯賽事繁多，但各書院人數日少，結果是做死莊員。在各項比賽讓同學自行組隊參加是否可行？
• 會否鼓勵高年級同學上莊？以往高年級上莊總給人一種逼不得已的感覺，但若有高年級願意服務同學，其實上莊並無不妥。

今日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有幸邀得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榮休教授戴蒙（Peter A. Diamond）分享他對良好退保機制的看法。以下為我個人對戴蒙記者招待會及講座內容的理解。

戴蒙在講座中列舉了環球多個國家實行退保的經驗，包括智利、瑞典、美國及比利時等。他強調一個舉世適用的退保機制並不存在，必須因地而異。他特別以智利及瑞典為例：前者將退保存款視為個人私產，政府不得沾手退保資金，後者卻有九成八國民自行選擇了由政府營運的退保基金。戴蒙亦推薦將年金產品（annuities）用於退保，但由於國際經驗是私人年金市場大多運作不善，香港若要採用應考慮公營模式。

就香港的退保爭議，戴蒙認為香港政府的諮詢不應只有兩個方案，因為縱觀世界各國退保制度，選擇其實十分多，政府應該讓市民有選擇。他亦批評諮詢文件將退保的取捨定性為「不論貧富」及「有經濟需要」是流於二元，因為在理念上，退保並非必須二擇其一。

對於強積金，戴蒙笑指它集合了各國退保投資制度中最差的元素。他認為由顧主選擇強積金受托人，並由受托人自行設立基金進行投資是很差的制度，因為受托人無壓力去改善基金的回報。對於港府建議中的預設基金，他建議香港參考瑞典模式，設立公營預設基金和私營基金競爭，但前題是市民對政府有足夠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