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Political Economy

WSJ: Big Data’s High-Priests of Algorithms

我常對同學們說,計量經濟學是少數真正有需要學而又有直接市場價值的經濟學科目。以Machine Learning為例,其基本概念計量經濟學讀得好的同學不難掌握,而為解決各種技術難題而生的開源軟件亦日趨成熟。

事實上,經濟學家在數據科學範疇內是舉足輕重:著名微觀經濟學課本作者Hal Varian從很早期開始就是Google的首席經濟學家—傳說他在Google的員工編號是在 100 以內—而他在Google的工作主要就是主導數據分析的工作。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如Yahoo和Microsoft亦有各自的經濟學家團隊分析廣告拍賣等各類數據。所以各位同學,別抱怨計量經濟學科難讀了!

伸展壟斷

Kevin今日在am730專欄撰文,解釋為何以「伸展壟斷」為由禁止預設合約商對消費者無益,還會鼓勵了上下判合併。我想補充一點:其實連合併都不一定能繞過「伸展壟斷」的限制。這因為伸展壟斷是以市場定義,所以即使上下判同屬一業務實體還是有可能犯法。

以經典的微軟視窗瀏覽器一案為例,即使IE是微軟自家研發,法庭最終還是裁定微軟有伸展其作業系統市場的壟斷至瀏覽器市場。這案件亦是很好的範例說明為何「伸展壟斷」的指控,一如Kevin所說的容易殺錯良民:法庭當時不接納微軟提出,內置瀏覽器是作業系統進化的抗辯,從事後看來絕對是誤判科技發展的方向了。

香港長大的孩子就像星球大戰中的複製人士兵:從小開始就接受一式一樣的加速訓練,兩歲做五歲的事,五歲做十歲的事,然後實際上還未成年就要上戰場衝鋒陷陣。
一個社會要中學生出來參與社會抗爭已經不正常,要他們在畢業時作公開政治表態就更病態。作為成年人的我們應多點承擔,少點八掛。

Children in Hong Kong are like the clone troopers in Star Wars: set on a path of accelerated growth from birth, they mountaineer challenges meant for twice their age, and are forced into the brutal reality before they even reaching adulthood.
A society that needs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ovement is abnormal, one that requires them to announce publically at graduation their political views is sick. We as adults should really do more and gossip less.

客觀而言,香港警方對待示威人士的確是很克制。發展中國家的軍警不用說,即使在歐美,示威者在強制清場時被警方打至頭破血流是時有之事。但同樣的,香港的示威者亦和平得很,無槍無氣油彈無燒車軚,所以雙方所謂「暴力」以國際標準來說都是言過其實。

問題是歐美清場雖然可以很暴力,但決策者終須向民意負責。在香港若警方真的過份使用暴力,不論梁振英還是曾偉雄都肯定不用下台,甚至連向公眾道歉都不會有。

7.1晚為甚麼只有千多人留下,五百多人坐下?因為香港人是很有原則的—亦有人會說,是近乎幼稚的—厚道,在中央和港府未推出政改方案前還是想讓對方有機會提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假若最終出爐的方案有嚴重篩選,我相信佔中一定會有數以千計的市民參加。

到那時候,希望佔領中環行動能發揮到統籌的作用,尤其是持續性的安排。接力絕食很荒謬,接力佔中卻很合理—持續有大量人群,才能確保警方不會突擊清場。觀乎今次警方用了六小時才清走五百人,除非政府有長期禁錮所有參與者的打算,否則每天有二千人以上就能確保永遠無法完成清場。

人力資本與收入差距

因著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新書和芝加哥大學諾貝爾得獎教授貝加的離世,幾位同行主筆的《經濟3.0》近日強調了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打頭陣的Kevin就以黃子華為例子,力證人力資本才是財富差距的決定因素。不過相信大家也可能認識一些搞笑程度比得上黃子華卻從無緣開秀、又或唱功比得上G.E.M.卻未能發跡的歌手藝人。在肯定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之餘,一個不容忽視的現代經濟現象是能力相近的人往往有著差天共地的收入。這是否代表經濟學家錯了呢?

經濟學界其實很早就留意到這現象。芝大另一名已離世的經濟學家羅申(Sherwin Rosen)在80年代以「巨星經濟學」(Economics of Superstars)為題探討了這現象背後的成因。羅申認為科技的發達令很多行業有著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以至一小撮的從業員已能滿足大量的需求。這概念其實不難明白:不到二百年前,要聽音樂只能去座位有限的音樂廳,要去外國只能花上整月坐船。今日呢?安坐家中用手機不消幾秒就能播出各國歌手的首本名曲。價錢一樣,當然就買最好的,結果是各行業中最頂尖的從業員被受追捧,次一等的就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兒。

規模經濟是雖然是經濟學家推崇的解釋,但其他可能性當然存在—某某女星為何能上位、各式各樣「勵志」故事總是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今日的報章就有一個好例子:八十後城大畢業生創業年賺百萬,到底有何妙策?除當事人自己努力,當中相當重要的是家人為其提供了過百萬的創業資金。而當今被視創業模範的美國科網紅人,很多都是在美國著名私立大學畢業甚至未讀完就退學,其父母家境當然亦非等閒。

除了創業求職,家庭背景對基本的人力資本構建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從高中畢業率、大學入學試分數以至大學畢業率,不論在美國或在中國,研究都顯示富有家庭的孩子有著明顯優勢。大談「贏在起跑線」的港爸港媽相信對此絕不陌生!

伸延閱讀:
Rosen, Sherwin. 1981.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http://www.ppge.ufrgs.br/Giacomo/arquivos/ecop72/rosen-1981.pdf

《先創業後置業 80後年賺百萬》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5d54186c-c050-4209-a6d9-65a368dc0113-099930?ref=facebook

“Who Gets to Graduate?”
http://www.nytimes.com/2014/05/18/magazine/who-gets-to-graduate.html

“In China, Families Bet It All on College for Their Children”
http://www.nytimes.com/2013/02/17/business/in-china-families-bet-it-all-on-a-child-in-college.html

實習經驗與求職

How Summer Can Change Your Future

有實習經驗對找工作有多大幫助?兩名美國經濟學家投遞了近萬份隨機編寫的履歷,發現著明有實習經驗的履歷獲邀面試的機會比沒有的高出14%,主修甚麼科目返而沒有甚麼影響。此外,若大學畢業後一段時間都沒有「合適」工作經驗,面試機會亦會低一成半至三成。

發現雖有著「阿媽係女人」的感覺,但不少系內同學對找暑期實習以至畢業後的正職卻又真的出奇地沒興趣。這研究告訴大家,出自「頹系」不重要,系頹人不頹才是關鍵!

研究原文:
http://johnnunley.org/degree_intern_march_2014.pdf
http://johnnunley.org/under_unemp_april_2014.pdf

高薪族增納稅人減 薪俸稅升1成

「羅兵咸永道高級顧問王銳強表示…本港稅基狹窄,首10萬名納稅人已繳付約8成薪俸稅,他建議政府應考慮改變稅制,如引入稅基較闊的消費稅,以保障政府收入。」

香港作為發達地區中貧富最懸殊的地方,高收入人仕負擔大部份薪俸稅是很正常的事,不見得是擴闊稅基的理由。真的要擴闊,消費稅也很難說是最好的選擇。
一,開徵消費稅需要龐大的機制支持。消費稅是大概成本最貴的稅項之一,因為各大小商戶均須更新器材及增加會計、政府又須盤點和監察。
一,消費稅有累退性質—假若你突然富有一倍,你的消費通常都不會上升一倍。消費上升比收入慢,稅項佔收入的的比率便隨收入下降。 在貧富懸殊已經嚴重的情況下,開徵一項累退的新稅無疑是雪上加霜。若為減底累退稅的影響而增加福利,那又是另一筆新的政府支出,還不如不開徵消費稅來得簡單。

煙草加價多於加稅是因為需求彈性改變嗎?

今天繼續討論煙價升幅超越煙稅的問題。如前所述,徐教授在《am730》撰文,認為額外加價是因為煙商在加稅後集中向需求彈性低的煙民。

讓我先以一個簡單例子說明Kevin的解釋。假設香港市場只有十個煙民,九個願意付36元買煙,一個願意付39元。假設煙商壟斷市場,在煙稅原為34元的情況下會定價36元,賺取20元。現在政府將煙稅加至38元,賣給那出價低的九個煙民變成無利可圖,煙商遂集中做那名出價高煙民的生意,加價至39元。結果煙稅加4元,市價卻加了5元。

如此看來,Kevin的解釋是可行的。不過我們要考慮一下這解釋是否在不同的市場情況都能應用,還是要求非常特定的條件?讓我們看看兩個小變動對例子的影響:

  1. 十個煙民中有五個願意付39元。在這情況下,煙草一開始就賣39元的利潤,會比賣36元更高((39-34)*5 = 25 > 20)。所以加煙稅並不會造成到高的煙價加幅。
  2. 九個低價煙民中有其實有五個是中價煙民,願意付38元。在這情況下,煙草一開始就會賣38元((38-34)*6 = 24 > 20),加稅後價錢只上升1元。

上述例子所描繪的市場當然過度簡化,但從中可得的結論應用甚廣:

一,要加價多於加稅,市場對煙草的需求必須在舊價和新價之間以極大的幅度消失。今次香港政府加稅的比率是11.7%,和前幾次加稅四成以上只算是十分輕微的加幅,很難想像需求會有著此前都沒出現過的大幅度減少。簡單點說:今時今日四元連一個麵包都快買不到,你相信香港那一成煙民人口會因而放棄去便利店買煙嗎?

二,一條順滑的需求曲線,意義上來說就是需求不會在某個價位大幅度消失,亦因此加價是不會大於加稅。需求曲線代表了市場整體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其中已包括消費者人數和需求彈性減少的影響。所以「稅負歸宿」有關加價不會多於加稅的結論在消費者逐漸離場的情況下其實一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