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 there was this article on Ulrike Malmendier,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Berkeley’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she actually just “switched side” from Stanford this semester. Since I do go to seminars and read papers, I can testify to Malmendier’s brilliance. Now the chance that I can reach the same level of achievement is understandably slim; consequently, as a maximizing agent I should not be aiming that level of achievement. What I do need to check out is whether speed is my comparative advantage.

神童跳班被拒 澳洲當局涉歧視 2006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澳洲一名12歲天才女童要求跳班升讀被拒，其母於是控告昆士蘭省教育部門歧視，最終獲得勝訴，女童現正計劃14歲時入大學讀醫科。

住在布里斯班的馬拉克斯策巴里亞智商達147(常人是100)。她9歲讀小六時，原打算翌年跳班升讀中二，可是教育部以有礙其人際關發展為由不准跳級，只答應為她度身設計課程。

女童母親投訴教育政策錯誤，強迫天才女兒念普通課程，令她覺得沉悶，對她不公平。母親說：「這是她的需要，必須顧及其人權！」案件去年開始審理，反歧視法院今年4月裁定教育部並無歧視，但10月初最高法院判女童得直，要求反歧視法院重審。

在澳洲，華裔數學天才陶哲軒便幸運得多，他容許跳級，17歲就取得學士學位，21歲博士畢業，24歲便當上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陶哲軒的父親支持家長為天才子女爭取權益，但卻叮囑說：「一些專家認為加快受教育適用於天才兒童，但我認為應因人而異設計課程，這才對孩子有益。」

德新社/信使郵報

我從很久以前開始就覺得香港的教育系統拔尖效率極低。九年免費「愉快」教育的代價是制度僵化–跳級不用說，分門別類因材施教也是難得很(中六的優先取錄計劃是難得的改進，暫且按下不表)。 政府大概是拒絕承認要拔尖就有標籤這事實。其實學生的成就本來就是有高低之分，扮看不見不好，硬性規定不許分出高下更是愚不可及。教育制度的一大作用是為社會提供每個學生能力的指標，以求人力資源得到最佳的運用。有才華的人對社會用處較大，得到包括標籤在內的較高報酬是自然不過的事。更甚的是，當工作成果極之取決於材華時，材華只要高少許回報就可以高很多，這是所謂「贏家通吃」的現象。 材華不及人家並不代表一人個就只能妄自菲薄。一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永遠強中自有強中手，二來更重要的是所有經濟學的入門課都一定會教比較優勢定律–各展所長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從根本上來說，這是政府微調教育出問題的又一例。不管一些教育界人仕怎樣辯駁，教育和其他行業一樣受用于競爭。中六優先取錄計劃就是一例，是外國大學來的競爭逼使香港的大學放棄從前被動的作法。計劃其實是在走回頭路–曾幾何時政府還未微調教育中大就是這樣做。另一例是炒得熱烘的陳易希。不論陳易希本人是否值得科大破格取錄，科大願意這樣做就已經是一個突破。盼望政府能有自知之明，減小干預才是香港教育之福。

【明報專訊】外國歌手演唱會愈來愈難做﹖連天后級Mariah Carey的號召力都不能吸引觀眾入場﹖一向都以主辦外國歌星的香港演唱會主辦單位WOLFMAN JACK老闆樂仕透露，外國歌手演唱會在香港的確是愈來愈難做，尤其是當香港人普遍英語水準低落，市民對外國Show的興趣更大減，但有些外國歌手依然有號召力，讓樂迷願意買飛的。

外國歌手演唱會難做

但今次Mariah Carey演不成他卻絕不意外，樂仕以專業眼光來看，在添馬艦舉行演唱會不是一個上佳場地，因為既要擔心天氣又要重新搭台等製作支出，製作費比在會展還要高，同時今次的宣傳也不足，市民印象不深，對買飛有影響，再加上近年Mariah Carey轉了歌路改唱Hip Hop亦成為致命傷，因為過往喜歡她的樂迷已是中年，怎會愛她唱Hip Hop﹖她把以往樂迷拋棄了。

樂仕承認Mariah Carey經理人曾與他接觸，不過最後他有感於對方同時接觸另一家機構，免得造成不良競爭故放棄。

記者﹕魏幼芳

我認為問題既不出於香港的英文水平，亦不關乎瑪麗嘉兒改變了唱風。看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的英語水平比香港更低，瑪麗嘉兒的演唱會卻開了六場。而瑪麗嘉兒改唱Hip Hop更是其翻身的主因，證明其新歌迷的人數足以彌補舊歌迷的流失。問題應有四：

一，文化接軌程度較低。日本英語水平雖不及香港，歷史使然其文化和美國接軌的程度卻高很多。相比日本，香港喜歡以至知道瑪麗嘉兒的人實在不多。

二，人口少。即使受眾比例不高，人口夠多的話要湊夠人開一場演唱會還是可行的。在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要開一場萬人的演唱會，每七百名居民中必須最少有一人願去。這要求大概太高了。

三， 貴。其實並不是真的很貴，不過主辦單位是高估了需求。香港知道瑪麗嘉兒的人偏重是高中階層，一等票再貴銷情還是廷理想。但高中階層人口有限，演唱會要成功中下階層的參于不可或缺。對於一個不太熟悉的美國女歌手的演唱會，中下階層對$388的企位、$688以上的座位會有多熱衷？大家不難想像得到。

四，宣傳不足。宣傳不單是要讓香港現有的瑪麗嘉兒歌迷得知演唱會的舉行，更有補救以上不足的作用：瑪麗嘉兒的演唱會作為美國文化的表現、國內的歌迷、…宣傳可做的不知凡幾，香港主辦單位卻不懂把握，連最基本在本地歌迷間的工作也做不好。

歸根究底， 香港主辦單位還是要負上最大責任。幸好這次是市場運作，主辦單位的錯誤抉擇其自身承擔–想起政府那個貼了一億的「維港巨星匯」，不其然為當時的香港納稅人高呼不值。